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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优群和卢光琇一直保持着联系。“三八节我还给卢奶奶发短信祝贺她节日快乐。”在成长过程中，卢光琇对他们也格外关注，曾经屡次资助他们。“我的名字就是卢奶奶他们取的，希望我这个试管婴儿能成为人群中的优秀分子。”

　　今年6月，罗优群将进入大学实习阶段。这个在湘南医学院学习的孩子作出了一个选择。“我即将进入卢奶奶的生殖研究所实习，又重新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我自己的愿望，就是将来能从事试管婴儿研究。那个时候，一个试管婴儿再‘制造’出另外一个试管婴儿，这一定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章皿星：我希望尽量过一种低调和安静的生活

　　3个人中，只有20岁的长沙姑娘章皿星坚决地拒绝了采访，这个目前在湖南师范大学金融专业读书的女孩子在短信中说：“很抱歉，我不打算接受采访，我希望尽量过一种低调和安静的生活。”

　　和章皿星有过接触的人说，章皿星从小开朗活泼，是一个充满文学细胞的阳光女孩。

　　20年前，是卢光琇赋予了章皿星生命，也让章如龙、虞静文这对多年求子不得的长沙夫妇喜得千金。“我们夫妻当时年近40岁，结婚9年一直都没动静。”1987年10月14日，卢光琇取虞静文的卵子和章如龙的精子经体外受精培育出的3个幼胎，植入虞静文的子宫。1988年6月5日，虞静文在湘雅医院顺利产出一个2250克的女婴。这名在玻璃皿中培育出的试管婴儿，取名章皿星。

　　长大后的章皿星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对卢光琇特别有感情。每年大年三十，她会买上一束鲜花，给卢光琇拜年。同样，每年母亲节，她也都会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上一束鲜花送给自己的母亲。卢光琇很喜欢这个孩子，曾经表示希望她能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但是，章皿星的爱好是文科。章皿星初中时的班主任介绍，章皿星勤奋、朴实、上进，特别是语言接受能力很强，尤其是英语和语文成绩相当好。开始任课老师并不知道她是一个试管婴儿，不过细心的老师对皿星的名字满怀好奇，慢慢才知道，她之所以取名章皿星，也是取从试管里成长起来的希望之星的意思。

　　而章皿星本人，是在1998年10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那年她去参加湘雅医学院生殖工程研究室的纪念活动，才似懂非懂接受了这样的事实。

　　妈妈虞静文说，章皿星很懂事，热心公益活动。她曾经是长沙市一中的环保大使，2003年4月21日，章皿星加入拯救中国虎国际基金会，当时是团队中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如今，她参与志愿工作已近5年，即便是考入了大学，选择了金融专业，仍然对公益活动十分热衷。

　　成长的烦恼——试管婴儿的伦理、健康之惑

　　1977年底，伦敦剑桥大学一间不起眼的实验室里，罗伯特·爱德华教授在他的显微镜下看到，培养液里漂动着一些微小的细胞团。这个人类早期胚胎，其中有一个后来变成1978年出生的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当时，不明真相的公众还以为，小布朗是从小盛在一个大玻璃杯里长大的。

　　30年来，打破了人类自然受精程序的试管技术，一直伴随着伦理和健康上的喋喋不休的争议。

　　多胚与代孕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医学生殖中心的教授冯云认为：“目前中国试管婴儿在临床过程中，面临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多胚问题。”

　　胚胎移植并不能保证种一个成一个，医生为了保证成功率，往往想多种几个，一下种五六个胚胎。因此在试管技术中，双胞胎，乃至多胞胎的现象十分普遍。张丽珠承认，试管婴儿中的多胞胎现象，就是因为胚胎移植过多造成的。“后来，卫生部专门为此出台了操作规范，明确要求，有试管婴儿需求的产妇，35岁以下的，第一次胚胎移植的，只允许移植2个。35岁以上或者不是第一次移植的，最多不能超过3个。”

　　但即便是3个，现在也被认为过多。在这次大陆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研讨会上，有人再次提出，控制多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专家建议再次修正技术规范，希望把35岁的分水岭提高到38岁，甚至40岁，坚决不希望3个胚胎的移植。”冯云说。

　　此外，还有代孕母亲的问题。张丽珠介绍，1996年之前，国家对于代孕问题并没有特殊规定，自己曾经做过6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成功了5例。“代孕母亲是说患者卵巢有用，但是子宫没有用，需要借别人的子宫。其中一对夫妻，丈夫是北京某高校老师，妻子是云南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因为先天无子宫没法怀孕。所以自己花钱找了一个农村女性代孕，经过双方同意，也检查了代孕方没有传染病，当时就做了，1996年9月22日生下一对双胞胎，这也是中国第一例代孕母亲产下的试管婴儿。”

　　1997年，卫生部出台规定，严格禁止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这个新业务于是胎死腹中。当年唯一没有成功的那个患者，10年后已经47岁，来找张丽珠要求再做，表示即便有万分之一的成功机会也要做，但卫生部已明文规定，医生也不敢违禁。

　　至今，张丽珠还认为这个政策有一刀切的嫌疑：“代孕现在被禁止，是担心变成一种商业化行为。有钱人让穷人代孕，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应该限制并非没有道理。可是我们临床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有需求的病人。我们过去所做的代孕，都是没有子宫的。这些人怎么办？不做的话，我们不光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还剥夺了和这个人结婚的男人做父亲的权利。最终家庭也没法稳定。所以我仍然不赞成不允许代孕。”她建议应该由医学伦理委员会充分讨论区别对待。

　　“伦理也需要进步”

　　刘平讲了一个故事阐述她对于试管婴儿伦理争议的看法。“有一年我去美国学习的时候，看到过一个女儿赠给妈妈卵，结果妈妈生了两个孩子。我问实验室的老外，你们这样做会不会引起争议？他们告诉我，这是人家自己愿意的事情，我们无权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