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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将成西方“代孕志愿者”？
去年，杨振宁老先生说:清华的本科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可能算是年度恭维话前三名之一了。与此同时同时，陈丹青先生在清华四年招不到研究生是名师们在当下教育体系中的尴尬缩影。逻辑上对立的两件清华大事。可以用一个虚构的事实将它们理顺:清华像样一点的本科生毕业后都到国外去了，所以清华的名师招不到研究生。
中国的许多大学生们如果能得到奖学金，他们肯定不会放弃去欧美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而他们毕业了若能在那儿找到工作，也不太可能回来。这是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事实，而且你在教育体系中设立越多不利于人才成长的阻碍，美国与欧洲就更容易得到他们。任何发展中国家的不思进取都在加速为美国与欧洲增加人才储备。
2006年第一期美国知识分子杂志《新标准》，有篇漏洞百出但是相当有趣的文章，即资深专栏作家马克·斯坦发表的长文《笨蛋，这是人口问题!》。马克的文章定期出现在美国、加拿大与英国的主流媒体上，即使是谬误，也同样具有影响力。
人口要保持同样的数量，根据科学统计，每个妇女必须平均生殖2.1个孩子。低于这个数字，人口就逐渐减少。马克以此数据为核心，展开了漫长的论述。
马克接下来作了一个对比。从197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占世界总人口数从30%下降到了20%，而穆斯林人口从世界总人口数的15%上升到了20%，已经持平了。
到2020年，欧洲许多国家的穆斯林人口将超过传统的西方人口。然后马克耸人听闻地得出了西方世界将因为生殖率低彻底失败的结论。
马克提到的2020年，欧洲人、美国人未必有多么紧张，应该害怕的国家之一是我们中国。中国虽然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人口的绝对数现在仍然在增长。就是说，当西方面临人口荒的时候，从静态来看，中国不会缺少青年人。
如果中国接下来平稳发展的话，2020那代人将有些显著特征，首先，他们将承受巨大的负担，每个人至少得赡养两位长辈，这是一个大挑战;而这一代人，可能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东西方文化差异感比较低、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性加强的一代人。
那时急需青年的欧洲与美国(包括早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的日本)可能会提供相当优惠的工作机会、大大降低移民的门槛，由中国(包括印度)出发的移民潮将源源不断地把最具活力的青年输送过去;而他们本国的人口断层、青年匮乏将转移到中、印这些人口输出的国家。我们现在看到许多流失了青年的村庄，那种场景在2020年可能在中国的大都市出现。唯一不同的是，春运的主要任务是由国际航班完成。那时动态的人口分布显示，中国将会缺少青年人。
中国把自己最优秀的青年人才提供给西方国家，让他们保持对中国的领先。这种一直存在的奇特现象在那时将达到巅峰。
这种情形的出现甚至是不可逆的，除非现在欧洲人、日本人听从政府鼓励生育的劝导或者中国重新闭关禁止国人在国际间流动;这两种可能性相当微小。最具乐观主义的想法是，到了2020年，中国比欧洲更加发达了———不过恕我直言，这种乐观颇为盲目。
唯一能减缓这一未来的流失痛苦的有效方法是，尽量减轻届时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仅仅是GDP，更重要的是人的幸福感、成就感、安全感等等都不能被拉开太大距离。
这牵扯到的层面太多:社会保障系统、教育、医疗、法律甚至是媒体，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从现在开始，要让陈丹青这样的人能招到他喜欢的学生才有希望，单纯靠杨振宁老先生的最高级形容词是没有用的，中国要避免在将来成为欧洲与美国的“代孕志愿者”，该有的进步可能一点也拖不得了，离2020，只有14年了。
中国的许多大学生们如果能得到奖学金，他们肯定不会放弃去欧美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而他们毕业了若能在那儿找到工作，也不太可能回来。这是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事实，而且你在教育体系中设立越多不利于人才成长的阻碍，美国与欧洲就更容易得到他们。任何发展中国家的不思进取都在加速为美国与欧洲增加人才储备。
2006年第一期美国知识分子杂志《新标准》，有篇漏洞百出但是相当有趣的文章，即资深专栏作家马克·斯坦发表的长文《笨蛋，这是人口问题!》。马克的文章定期出现在美国、加拿大与英国的主流媒体上，即使是谬误，也同样具有影响力。
人口要保持同样的数量，根据科学统计，每个妇女必须平均生殖2.1个孩子。低于这个数字，人口就逐渐减少。马克以此数据为核心，展开了漫长的论述。
马克接下来作了一个对比。从197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占世界总人口数从30%下降到了20%，而穆斯林人口从世界总人口数的15%上升到了20%，已经持平了。
到2020年，欧洲许多国家的穆斯林人口将超过传统的西方人口。然后马克耸人听闻地得出了西方世界将因为生殖率低彻底失败的结论。
马克提到的2020年，欧洲人、美国人未必有多么紧张，应该害怕的国家之一是我们中国。中国虽然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人口的绝对数现在仍然在增长。就是说，当西方面临人口荒的时候，从静态来看，中国不会缺少青年人。
如果中国接下来平稳发展的话，2020那代人将有些显著特征，首先，他们将承受巨大的负担，每个人至少得赡养两位长辈，这是一个大挑战;而这一代人，可能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东西方文化差异感比较低、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性加强的一代人。
那时急需青年的欧洲与美国(包括早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的日本)可能会提供相当优惠的工作机会、大大降低移民的门槛，由中国(包括印度)出发的移民潮将源源不断地把最具活力的青年输送过去;而他们本国的人口断层、青年匮乏将转移到中、印这些人口输出的国家。我们现在看到许多流失了青年的村庄，那种场景在2020年可能在中国的大都市出现。唯一不同的是，春运的主要任务是由国际航班完成。那时动态的人口分布显示，中国将会缺少青年人。
中国把自己最优秀的青年人才提供给西方国家，让他们保持对中国的领先。这种一直存在的奇特现象在那时将达到巅峰。
这种情形的出现甚至是不可逆的，除非现在欧洲人、日本人听从政府鼓励生育的劝导或者中国重新闭关禁止国人在国际间流动;这两种可能性相当微小。最具乐观主义的想法是，到了2020年，中国比欧洲更加发达了———不过恕我直言，这种乐观颇为盲目。
唯一能减缓这一未来的流失痛苦的有效方法是，尽量减轻届时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仅仅是GDP，更重要的是人的幸福感、成就感、安全感等等都不能被拉开太大距离。
这牵扯到的层面太多:社会保障系统、教育、医疗、法律甚至是媒体，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从现在开始，要让陈丹青这样的人能招到他喜欢的学生才有希望，单纯靠杨振宁老先生的最高级形容词是没有用的，中国要避免在将来成为欧洲与美国的“代孕志愿者”，该有的进步可能一点也拖不得了，离2020，只有14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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